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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渚文化玉器良渚玉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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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-4300年,因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遗址而得名,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的环太湖流域,南到钱塘江,北达江苏省中部地区。良渚玉器1936年被首次发现于良渚,1959年被命名。良渚文化与马家滨文化和崧泽文化一脉相承,代表了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最高峰,以磨光黑陶和精美玉器为主要特征,尤其是大量的玉器。

  环太湖地区的史前玉器,从河姆渡文化、马家浜文化、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,经历了一个数量由少渐多,制作由粗糙到日益精致,纹饰由简单到繁复,形体由小到大的过程。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的玉器玉质较为粗劣,硬度不高,均为素面无纹的小件管、珠等装饰品,制作工艺还很粗陋,一般仍是沿用旧石器时代制造石器的传统工艺,表面磨制较为粗糙,钻孔多不准,而偏离中心,表现出原始特征。至崧泽文化时期,先民们已初步具备鉴定玉材的能力,软玉的使用就是较好的证明,玉器的种类也有所增加,环、斧的出现表明玉器已有大型化的趋向,同时也标志着制作技术的进步。鉴于崧泽文化已开始使用硬度较高的软玉制作器物,故推测此时可能已出现了石英砂等介质,从器物表面打磨光滑的程度来看,当时已有了较高的抛光技术,钻孔技术也略有进步。良渚文化玉器继承崧泽文化玉器的传统,并在其基础上发扬光大,改进了切割、抛光、琢刻、钻孔等制玉工艺,制作了种类各异的良渚玉器,创造出了灿烂的良渚玉器文明。

  良渚文化玉器的材质,根据反山、瑶山、福泉山、寺墩等多处遗址出土玉器的矿物学鉴定,以具有膻状交织纤维显微结构的透闪石-阳起石系列闪石玉为主力军,也有部分蛇纹石岫玉,叶腊石、萤石、绿松石、良渚玉器菱镁矿、迪开石、玉髓等丰富多样的美石类“假玉”,也被不同程度的使用。作为良渚文化玉器玉料的主力军的闪石玉,出土时绝大部分都呈现出色彩丰富的外观形状,如近山区的余杭良渚遗址内出土的玉器,几乎都以不透明的白色或黄白色为外观特征,及俗称的“鸡骨白”、“南瓜黄”;而半透明的淡湖绿色或青绿色玉器,绝大多数出于上海、苏南、嘉兴等平原地区。根据矿物学研究和古文献的判断,良渚文化的玉料可能主要来自就近取材。江苏溧阳小梅岭闪石玉矿石的发现,为良渚文化玉料产地提供了线]

  1.解玉砂制作。良渚文化的解玉砂具体制作情景难以重现,但管钻、切割等制玉流程中留下的痕迹表明,使用解玉砂也是当时玉作工艺的核心内容。

  2.开玉解料与磋切成坯。针对良渚文化开玉解料、磋切成坯所运用的工艺技术,已形成了柔性线状物切割(线切割)、硬性片状物切割(片切割)、旋截法切割(旋切割)与圆盘形砣切割(砣切割)四种不同看法。

  3.设计打样。吴家埠遗址出土的半成品玉琮,是良渚玉器制琢过程中设计打样的实物范例。此琮两端面上保留着设计打样的“框线”。

  4.钻孔打眼。良渚文化玉器几乎都有孔眼,根据孔眼的大小而采用不同的钻孔方式,琮璧钺环镯等孔径较大的采用空心管钻;璜、梳背、锥形器、管、珠上的小孔多采用小的实心桯钻。

  5.琢纹刻符。良渚玉器琢纹的方法有浅浮雕、透雕、阴线.研磨抛光。研磨是切割成坯后使器形规整的主要手段,也是浅浮雕琢纹的主要手段;抛光多使用柔性材料,如皮革、树皮等,即使添加砂性的抛光剂,其粒度也比研磨用砂细软。

  匕、勺、“耘田器”(刀)、三叉形器、锥形器、柱形器、半圆形器、月牙形器、圆牌、圆饰、梳背(冠状器)、钺冠饰(瑁)、钺端饰(镦)、杖端饰、端饰、柄形器、弹形器、条形饰、半瓣形饰、管、珠、坠、串饰、人、蛙、鸟、鱼、龟、蝉、镶嵌片等40余种,其中以琮、璧、钺、梳背、锥形器等为主。

  玉琮是良渚文化原创的玉器器形。形态有矮有高,横截面有圆形方形,穿孔有大有小,纹饰有繁有简,形态有完整和裁割后的局部残缺。在墓葬中的出土分葬具内外。葬具之内,有套戴在死者手腕上(如新地里M137:8玉琮)或位于死者腰腹部位的矮体大孔琮,竖直于死者头端或头侧的矮体大孔或小孔琮(如寺墩M3:43玉琮、反山M12:98“琮王”),有环绕死者身体摆放(如寺墩M3),有单独放置于死者(如亭林M16)以下直至脚端(如寺墩M5)的高节琮等。葬具之外,有单独(汇观山M4:1)或三件成组(如后杨村M4)等距离竖直在棺盖之上的琮。凡此种种,无不显示着玉琮形制及其功能的复杂性。

  研究表明,良渚玉琮由张陵山M4的圆筒形单节矮琮,到寺墩M3、草鞋山M198的方柱体多节高琮,形制上总体表现为横截面由圆渐方、良渚玉器器形由矮渐高、纹饰由繁渐简的早晚发展趋势。而且,玉琮的出土及其形制的变化如影随形。新产生的玉琮形制,在功能()上往往表现为对前一形式玉琮的继承与衍生。据此,我们将良渚玉琮分作逐渐的五种形式,这五种形式既表述了玉琮前后相继的五种形态,又包含每一种形式内玉琮早晚有所变化的亚形态。

  第一种形式的玉琮,形体似镯,横截面呈圆形的筒形柱体,外壁有意琢出的长方形凸弧面上,琢刻着卵目獠牙的兽面纹饰。张陵山M4:02琮是征集品,但出土单位较为清楚,此墓经发掘出土的陶器,都变现出苏南地区良渚文化早期的器形特征,而玉琮纯以阴线琢刻纹饰,兽目为重圈圆眼,尚未变为卵目,圆眼上端有弧起的两条眉弓(眉毛),中间没有向上竖起的羽冠。此琮被认为是形制、纹饰最古老的一件玉琮标本。瑶山M9:4与M10:15两件玉琮,形体跟张陵山M4:02无别,都出土在死者的右侧手腕部,但采用浅浮雕结合阴线琢刻的纹饰,都比张陵山琮繁缛复杂,瑶山M9:4卵形的兽目、蒜形的鼻翼一级上端竖起的简单羽冠纹都为张陵山所未见,瑶山M10:15兽面纹顶部还有两组刻画弦纹的横向平行凸棱,以象征被简省的及其羽冠。

  外壁有五块长方琢纹凸面的汇观山M2:34是琮是镯,存在争议,但其形体与出土部位,跟瑶山M9:4与M10:15两件琮完全一致,纹饰也跟瑶山M10:15接近,只是进一步简化,兽面显露獠牙的阔嘴已被省减掉,简化为卵目和鼻翼的结合,所以,我们认为它应是早期玉琮形体还没有完全固定前的一种特殊形制。

  第二种形式的琮,为形体由内外俱圆向内圆外方逐渐演化的中间过渡形态,圆筒形外壁四块琢纹凸面的中间各自向外突出,形成相邻两面将纹饰对分的转角,转角大于120°,琮体弧面弧度较大,横截面为近圆的弧边方形,纹饰出现分节,但不超过四节。反山M12:90、M12:93、M20:121、M23:22,寺墩M3:43,横山M2:11,福泉山M9:14、M9:21等都为其代表。此种形式的琮,多数发现于死者腰腹部外侧的手臂部位,但反山M23:22与寺墩M3:43两件却竖直在死者头端。

  第三种形式的琮,转角外凸更明显,转角小于120°但大于90°,琮体弧面弧度减小,横截面为弧边方形,纹饰分节不超过四节。墓葬中,此种形式的琮绝大多数发现于死者手臂或腰腹部位,新地里M137玉琮出土时就套戴在墓主手腕骨上。但也有例外,如反山M12:98“琮王”位于“墓主左肩上方”,江阴高城墩M5两件III式玉琮出土时,叠置于死者头端,形体较大的M5:2,正放,在下,较小的M5:1,倒置,在上。

  第四种形式的琮,转角等于或接近90°,横截面近正方形,但琮体高度小于射径,纹饰节数为一或二节。此种形式的琮,在墓葬中的出土部位更趋复杂,反山M23:126位于死者腿脚部位,出土时夹在两件玉璧之间,M23:163更靠北,毗近墓葬北端随葬陶器,叠压玉璧。汇观山M4出土两件琮,一件(M4:1)位于墓葬棺室南端,明显高出器物的出土面,推测原先应当放置在棺盖之上,另一件(M4:2)出土于死者腰腹部。后杨村三件成组等距离竖直在棺盖上的玉琮,虽然已沁朽蚀,但形制都属此种形式。寺墩M3出土的33件玉琮中,也有M3:5等属此种形式。

  第五种形式的琮,横截面近正方形,转角等于或接近90°,但玉琮高度大于射径,即所谓的高节琮。此种琮在墓葬中的出土部位也较复杂,亭林M16:17九节高琮出在死者,福泉山M40:26、110两件裁割玉琮分别位于墓葬中部死者腰腹部西侧与北端,M2:18五节高琮则位于墓葬北部东侧,寺墩M5:72十一节高琮位于北部脚端陶器堆中,M3的33件玉琮,除四件外,其余都为此种形式的琮,基本围绕死者人骨架四周摆放。

  有趣的是,第五种形式的琮中,八节以上的高节琮,主要出土在太湖东部与北部,其最南届为上海金山亭林遗址,亭林M16中出土一件高24厘米的九节琮。迄今尚未在太湖以南的杭州、嘉兴与湖州地区,出土八节以上的高节琮。因此,玉琮由矮变高的形制演变趋势,亦存在着复杂的地域差异,而这种地域差异所隐含的学层面的意义,常值得深入探讨的。

  锥形器等少数玉器的外缘,也有个别的圆雕作品。兽面图像及其简化与抽象的图案,是良渚文化中晚期玉器上最通行的纹饰内容,而且还是玉梳背等一些玉器的造型源头。平面雕刻的鸟纹,主要见于琮、钺、梳背、三叉形器与璜等玉器上。

  良渚文化玉器是神的载体,同时也是生活的反映。不同种类、不同数量、不同体量、不同组合关系的良渚文化玉器,除了承载“事神致福”的神圣内容外,更已成为中举足轻重的物质财富,它既是显贵者阶层攫取“祀与戎”的象征,也是平民阶层朴素情感与的外在体现,妆点着各阶层的精致生活。良渚玉器丰富的器形,众多的数量,先进的工艺,精美的纹饰,复杂的功能,深远的影响以及蔚为大观的用玉情景,不唯为中国新石器时代,也为世界同时期所绝无仅有,它在中华玉文化传统中的突出地位,已不言而喻,成为疏解中国古代礼制形成以及中华五千年文明无可替代的重要。

  我们的祖先对玉器的在良渚时期达到了高峰,良渚文化用玉、爱玉、尊玉的四方,范围可达半个中国。良渚文化巨大的文化辐射力,对周边文化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。龙山时期是晚于良渚文化的时期,是中国史前时代的最后一个时期,大约从距今4500年左右开始,到距今4000年夏代诞生结束。中国各地如山西、浙江南部、山东、西北等地龙山时代的遗址中,很多都发现了与良渚文化风格相似的玉器。

  在夏、商、周时代的许多遗址中,也发现了源自良渚文化的玉器,表明良渚文化始创的玉礼器,成为了商周玉礼器系统中的组成部分。三代的礼仪制度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,良渚文化足以堪称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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